海湾地区的安全架构似乎正处于关键转折点，主导该地区安全动态数十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在多重维度上呈现转变的迹象。其中最明显的是美国军事力量态势的逐步缩减，自奥巴马以来的历任美国政府都表现出愈发不愿维持和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的态度。与之相对的，是其他全球大国通过增加军售、加强双边军事关系、签订贸易协定以及建立军事设施，稳步扩大其战略存在。同时，海湾国家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意愿和能力，主张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并在地区和国际上投射力量，这标志着它们对美国的安全保障长久依赖发生了显著转变。

  本文通过严格审视当前海湾地区的地理政治学安全互动，运用双重分析框架以考察地区安全动态的显性与隐性两个方面，来批判性评估“美国治下的和平在衰落”这一结论是不是正确。研究贡献在于考察了支撑“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不易见的边缘要素，包括对美国、西方及北约主导的作战规范与理论的路径依赖，以及基础设施部署和长期的后勤装备因素。研究首先探讨这一分析框架的起源和应用，随后考察了“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历史演变，以建立评估近期变化的基线。进而分析其背离的显性因素和遗漏的隐性因素，最终得出结论。

  本研究借鉴了一个致力于区分可见现象和隐晦根基的思想传统，可见的现实往往源自并受制于不可见的力量。已有学者从制度内的非正式社会化过程、规范化实践、共享身份、历史遗产、认知框架等探讨隐性因素是如何塑造和影响安全现实的。

  在对海湾安全架构的分析中，显性维度包括可识别和可衡量的现象：军事力量态势的转变（部队部署和基地位置）、军售模式以及防务条约或安全合作协议等正式的制度安排的变化。这一些要素可被追踪、量化并直接观察，是地区安全关系的可见架构。隐性维度则包括潜在的、边缘的或被掩盖的力量，它们同样对安全产生影响。

  同时，关注隐性因素可评估美国地区参与度下降的可见指标，是否伴随着其影响力基础架构的相应转变？抑或技术系统、人力资本发展、嵌入式制度关系和常态化运作实践中的持续依赖性，是否揭示出地区安全架构正在经历演变而非革命的复杂图景？这种概念取向既避免了对激进变革论述的盲目接受，也防止了对区域安全动态实质性变化的轻视。使我们得以追溯：美国霸权体系的明显分化如何与美国影响力的潜在延续并存。

  美国主导的海湾安全秩序的基础是在二战后奠定的，由三个关键战略利益驱动：海湾地区的地理重要性、巨大的石油储量以及对抗苏联影响力的需要。1943年罗斯福政府签署了第一个美沙军事协议，正式确立了对该地区安全的承诺。艾森豪威尔政府进一步深化接触，提出海湾是“世界上最具战略重要性的地区”。尼克松政府通过“双柱”政策，将伊朗和沙特“委任”为美国的地区稳定器，并对它们提供大规模武器转让的支持。

  但这并非意味着美国与该地区的关系一帆风顺，虽然海湾感激并需要美国的支持来维护地区安全，但是这一安全关系是建立在怨恨和悖论之上的。在基辛格的隐晦威胁下，许多沙特人开始对美国产生警惕，且美国与以色列的紧密关系也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感。虽然双方因情势所迫紧密联系在一起，但甚至直到卡特执政时期，美国在该地区的基地基础设施和部队数量仍微不足道，这或许是出于当地民众对美存在的抵触情绪。

  关键转折点出现在1990-1991年的“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期间，超过五十万的美军及盟军部队被部署到沙特阿拉伯进行防御并解放被伊拉克占领的科威特。这确立了美国在所有海湾君主国实质性的永久军事存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美国在海湾军事霸权的顶峰和转折点。然而随之而来的混乱和伊朗影响力的全面扩张，使美国力量的局限性愈加凸显。此外，2025年6月和9月伊朗和以色列分别对卡塔尔实施的袭击，进一步突显了长期以来对美关系投资的徒劳。海湾国家与美国数十年的深入安全合作在如今显示出了演变的迹象。

  美国军队在海湾地区的系统性撤军以及军事基地布局的调整，是美国在该地区霸权削弱的可见证据。“沙漠风暴”行动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经历了一个总体上收缩、间或有阶段性激增的轨迹。虽然海湾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部署的部队有所减少，但美国在1991-1994年间通过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防务合作协议网络，以及与沙特阿拉伯和阿曼加强的合作协议安排，扩大了其地区布局。这些协议为在阿拉伯半岛建立了全球一些最大的美国军事设施奠定了基础，这些基地部署了整个战斗机联队和旅级规模的装甲编队，以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将海湾地区变成了美国力量投射的基石。

  美军数量由增到减的波动反映了海湾地区在支持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动中的工具性作用，而非对该地区本身的持续承诺。同时美国地区基础设施在质量上也进行了削弱。例如2023年空中作战中心从卡塔尔的乌代德基地迁移到南卡罗来纳州的肖空军基地、2021年美国关闭了在卡塔尔的三个重要设施：赛利耶主营、赛利耶南营和弹药储存点“猎鹰-78”、2022年美海军陆战队终止了在科威特的战斗装备储存项目等。

  这些削减反映了美国战略重点的重新定位，尤其是“亚太再平衡”的转向，这在整个海湾地区被解读为美国为了新的优先事项而抛弃了长期的地区盟友。海湾地区领导人关于美国抛弃盟友的看法始于1997年，但美国大规模部队裁减在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才真正的完成。这种认知与现实的差异表明了共同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知，即美国与海湾君主国之间被感知到的特殊关系，在根本上以正式协议中难以直接显现的方式塑造着安全安排。

  证据表明，海湾君主国正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根本性改变其安全战略：使外部安全伙伴关系多元化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西方盟友关系；加强国内军事能力；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立投射军事力量的意愿。这种演变印证了地区安全格局正通过地方能动性而非大国指令干预进行重构。

  2009年至2019年海湾地区新的军事基地建立浪潮中，包括法国在阿联酋的设施、中国在吉布提的基地、土耳其在卡塔尔的设施，以及英国“永久性”重返巴林和阿曼，既反映了海湾日渐增长的战略重要性，也反映了全球力量投射日益多极化的特性。这些军事基地既为建立国提供了力量投射的显性功能，也为海湾国家在与美国的关系中提供了杠杆作用的隐性功能。

  此外，竞争性大国还在海湾地区扩大了军事训练、顾问支持、联合演习和国防工业合作。如中国接待海湾军官进行专业军事教育课程、技术培养和训练和高级对话。这类举动可被视为重要的非正式社会化过程，在明确的条约或正式安排之外塑造着安全行动，逐渐引入替代性的方法、理念和专业规划。

  2011年海湾国家首次使用军事力量作为国家政策工具在境外用于进攻性部署和实战，即卡塔尔和阿联酋部署空军开展了针对利比亚的多边行动中。2015年沙特阿拉伯组建了阿拉伯史上顶级规模的军事联盟“沙漠之剑”以攻击威胁沙特利益和领土的也门胡塞武装，这是海湾君主国在当代历史上首次以直接的作战方式部署军事力量，展示了阿拉伯全新的军事能力和独立使用军事力量的意愿。海湾领导人本认为美国会全力支持这些行动，但实际上美国并未提供前线支持。

  海湾领导人启动国家军事行动的渐进式步伐，随着新的地区指挥结构和多边安全框架的建立而得以推进。2015年成立、总部设在沙特阿拉伯的41国事反恐联盟，代表了由沙特主导成立的专注于反恐优先事项的泛阿拉伯安全伞，其独立于北约且不受美国直接监督。

  2019年9月14日伊朗发射的一系列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在阿卜凯克和胡赖斯的石油精炼设施，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广泛的政治立场并未对袭击者形成威慑作用。并且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反应并不充分，特朗普除了将少量美军飞机重新部署回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外，没有向海湾盟友提供对地区安全的持续承诺。这次事件与2025年伊朗和以色列对卡塔尔的袭击为海湾国家带来一项深刻认知，即美国的安全保障可能是虚幻的，美国的安全角色更多是愿望而非现实。这些事态标志着海湾国家正从对美国指令的顺从转向单方面和集体地主张其安全利益、风险优先级、伙伴关系和干预原则，即使这些立场与美国的偏好相悖。

  科技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在探讨技术系统与社会进程融合怎么样产生强大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从而使技术创始人和知识产权所有者获得特权。一旦包含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技术系统范式嵌入制度和基础设施，想要替代便不仅需要金融资本，还需要彻底重组相关的社会组织和专业相关知识网络。当代军事装备附带大量关于培训、更新和后勤支持的大宗合同，超越了武器采购的显性功能。软件依赖性正是当今尖端武器系统中这种动态关系的缩影。

  这样便能够理解美国硬件与软件是如何通过渗透区域军事装备体系，在功能层面延续其工程师、技术人员及国防承包商的潜在影响力，使与美军系统实现互作性成为阻力最小的路径。海湾国家清楚地认识到，使用美国装备并遵守美国标准符合其最佳利益，因为美国是唯一能够在海湾地区实施大规模行动的国家。

  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运营的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其采购远不止核心系统组件（发射器、雷达和通信设施），还包括维护设备、电源单元、发电机、测试仪器、备件，以及至关重要的美国政府和承包商技术上的支持。当一个组件要换掉或系统要更新时，海湾军队通常无法通过合同在当地制造零件或修改软件，而是一定要通过严控专有技术数据、诊断设备和软件更新的美国承包商来处理。

  这种技术依赖性因法律框架而进一步强化。鉴于美国法律通过制裁、出口管制和金融监督管理所具有的非凡域外效力，海湾国家若违反知识产权要求或技术限制，将面临重大风险，可能会影响相关国家与美国的防务关系以及未来维持或获取关键军事力量的能力。

  在地缘政治的维度上，技术依赖关系会带来更深刻的影响。2019年土耳其因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而被排除出F-35项目。因为土的这一举动将会使美国最新的快速喷气机在俄罗斯雷达范围内被反复监测到，使F-35的核心隐形能力优势可能面临瘫痪的风险。当试图使军事采购多元化的举措威胁到既有的技术生态系统时，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作为民用承包机构，在整个二十世纪按照美国规格建造了广泛的军事基地网络，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尽管美军可见驻军规模存在波动，但多数基地仍具备极其重大战略意义，且在持续扩张。

  卡塔尔的乌代德基地是这些相互交织依赖性的例证，自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至今，已从单纯的物理基础设施转变为复杂的军事技术关系枢纽，创造了超越传统基地安排的持久依赖性，构成了显性军事目的之外的隐性功能。即使卡塔尔寻求减少对美依赖，其从防空网络到指挥系统的技术架构从根本上仍与美国系统和专业相关知识紧密相连。

  此外，如前所述，许多基地仍在持续增长和扩张。这些美国长期后勤投资的规模与精密度，构成了海湾地区地理政治学博弈中的潜在作战能力——既能支撑突击作战，亦可维持高强度持续作战。这些设施的实体存在不仅奠定了物质基础，更形成了常态化的互动模式，使其不受临时性政治紧张或政策变动的影响，在外交关系显性起伏之下构筑起美国影响力的坚实根基。

  海湾国家国防机构的战略框架与作战方法中，明显体现出西方及北约的影响，这形成了西方军事模式成为全世界安全体系的隐性基础。这种知识转移主要是通过教育进行：海湾军事军官在面向北约的参谋学院进行培训，而西方军事顾问提供持续的地区内培训。这是一种非正式社会化过程，通过语言和概念框架将海湾军队与英语国家的防务圈绑定。这种嵌入教育基础设施的权力动态揭示了看似中立的培训安排如何成为强化现行军事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制度的机制。西方模式的规范化过程，使替代性的军事组织和理论方法变得十分艰难。经由数十年互动建立的关系微观世界催生了既得利益集团，即便这些集团最初的战略动因早已演变，关系仍会长期延续。

  脱离这种路径依赖关系在实践上异常困难，即便抽调大量人员学习如中文等替代语言，至少经历一代人的时间，具有非西方培训背景的高级军官才能晋升到决策职位。潜在的文化因素在官方政策立场之外塑造着军事话语和思维，各类物质资源在无形中延续着帝国的印记。

  本文使用隐性-显性分析框架揭示了潜藏于表面之下维持美国影响力的强大反向暗流。定义区域力量如何认知、规划和执行现代军事行动的基本规范，仍顽固地依赖于美国的原则和先例。海湾安全架构代表了一种“残余霸权”形式，即宗主国的物质主导地位逐渐削弱，但其对规范、网络和知识生产的印记作为一种路径依赖的阴影持续存在。

  此外，文章还揭示了安全转型的一个重要时间维度——政治关系可以迅速转变，但技术依赖的运作周期要长得多。快速变动的政治重组与缓慢演化的技术基础之间的异步性，催生出独特的动态机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美国的影响力。通过将实践、技术标准和制度关系全面渗透到海湾军事系统，美国确保了即使在政治风向波动的情况下也具有持久影响力。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与其执着于军售或部队部署这类粗放指标，聚焦于专业咨询、技术联合生产和战略网络建设的“可持续参与”范式，这才是更有前景的维系影响力之路。对于美国而言，成熟的“美国和平2.0”的终极标志，将是源于细致入微的社会技术嵌入而产生的韧性，而非强制性霸权。在本土力量崛起与全球多极化共同重塑海湾秩序的背景下，能否巧妙驾驭隐性影响力，将决定美国的地区影响力是优雅转型，抑或沦为无关紧要的存在。

  译者：赵怡雯，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